年12月13日，

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于今天出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纪念馆坐落在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及遇难者丛葬地内，是为铭记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而筹建。馆内陈列着大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实证性文物。

今日，以国家之名悼念，以历史之名缅怀。

因为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开启未来。

自年初以来，欧洲国家就开始建立纪念遗址，把它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点。年，美国开设了纪念博物馆，如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和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及其“宽容博物馆——BeitHashoah”（希伯来语“大屠杀之屋”的意思）。这些场所表明文化遗产并不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负面遗产是“我们能够并且一定要分享的”东西。

在捷克、德国和波兰，这样的负面遗产在前集中营和灭绝营的遗址、监狱、犹太人聚居区，以及其它许多地方都能反映和体现出来。围绕着该如何对这些罪行，它们的实施者及受害者的文化记忆进行妥善处理，则是充满风险和十分艰难的过程。

例如说，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群在其建立之前就成为一场激烈争论的主题。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前任主席伊格纳兹·布比斯完全不能接受这种纪念碑群的概念。他强调说：“真正的纪念碑”是存在于心里和记忆里的。

尽管对柏林纪念馆的建立有着这些和其它一些忧虑，但是争论大多集中在几个较窄的问题上：那就是纪念馆的必要性、地点位置、建筑与场地的大小，还有场地能否对它所要纪念的受害者起到真正的纪念作用。

纪念馆是因为不同的纪念文化而创立的；它们是在见证了国家苦难经历的遗迹和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参观者了解历史。这其中的每一种转型方法——不同形式的纪念遗址或博物馆展览——都是以特殊的社会、政治及心理动机和哲学，还有教育目标为基础的。

欧洲的纪念仪式和官方的纪念活动经常在前集中营原址、新近建立的纪念遗址、文献中心和博物馆，甚至在极权主义政权的前总部进行，而美国两个专门展出纳粹大屠杀的最负盛名的博物馆，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和洛杉矶的宽容博物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却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它们的转型工作是通过用美国学者的视角来审视纳粹德国和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这些博物馆的展示和展品主要是为美国的参观者设计的，但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却是全球性的：“怀念那些在大屠杀中逝去的生命。愿他们的回忆成为祝福——和警示”，“世界必须知道”。

集中营：从原始遗址向纪念遗址转型

位于德国南部的达豪集中营是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于年3月22日开始使用。在纳粹独裁统治结束后，它也被选为德国第一批纪念遗址中的一个，并于年5月5日正式开放。它经常被历史学家看作是希特勒时代的“典型集中营”，后来所有的集中营都是按照类似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它们都有营房——这是犯人们必须排队点名的地方。集中营一般都有双层电栅栏，大门上还有具有讽刺性的标语，譬如Arbeitmachtfrei（“劳动带来自由”），或是JedemdasSeine（“各得其所”）（Bluhm,online）。

达豪集中营是前政治犯集中营的一个实例，在那里关押着包括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基督教牧师在内的纳粹党的反对者。此外，纳粹还在许多地方修建了劳动营。

还有一类集中营是为了灭绝而设计建造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就是最臭名昭著的实例。这些集中营完全是用来有计划的谋杀和灭绝欧洲犹太人，还有辛提人和洛马族人、波兰知识界的反对者以及苏联战俘。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的脸谱塔和以色列亚德·瓦谢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名字堂（HallofNames）——这些想为大屠杀受难者还原他们的身份和人格尊严的地方，都对这一事实进行了纪念。

苦难之路：现今的纪念遗址

今天的纪念遗址通常与用文献中心或是能追溯集中营受害者生前经历的博物馆馆藏实物和艺术品来设计的。那里的一些展品和博物馆一起引导参观者沿着“苦难之路”前行，这条路代表了受害者所遭受的各种惨无人道的悲惨、痛苦和压迫的经历。这类展品能让参观者感受到在这种集中营里每天所要忍受的痛苦。

在以前的达豪集中营里，修建了一条纪念大道，向幸存囚犯在年的“死亡行军”表达敬意。大道从集中营的大门外开始，大道的标志就是艺术家冯-皮尔格林制作的青铜纪念碑。原来的青铜雕塑被复制并摆放在从达豪集中营到南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山脚这条道路的不同位置上。此外，另一座复制纪念碑被安放在亚德·瓦谢姆的以色列纪念遗址上，以清楚地表明纪念碑与犹太人历史之间的关系。因此，纪念碑着重要反映的是来自许多国家的人民在纳粹集中营里所遭受的苦难。

在前毛特豪森集中营那边的毛特豪森纪念馆是一个有博物馆的纪念遗址，它位于奥地利的林茨附近，坐落在多瑙河的一座小山上。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隐秘的；但当你走到那里，一个巨型防御工事会就会呈现在你的眼前。毛特豪森被纳粹党卫军和党卫军自己的德意志土地和石材工程公司用作集中营，从年到年期间，它成为党卫军的一项经济业务。到后来它就变成采石场里的奴隶制和致人性命的强迫性劳动条件的代名词。即使到了今天，纪念馆官方部分的“死亡台阶”，仍然是集中营受害者所要忍受的恶劣环境的象征。

在这个纪念遗址里，纪念公园就是一个反思和转型过程的例证。它由20多座独立的纪念碑组成，这些纪念碑被安置在能俯瞰采石场的高原上，每一座都在纪念那些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集中营囚犯。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为前捷克囚犯修建的纪念碑，在它的底座上雕刻着“LIDEBD?TE”（“人民啊，请保持警惕”）的碑文。这意味着人民应该意识到——对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来说——在未来将绝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政治局势。

毛特豪森纪念馆雕塑公园的另一个重要景点是为纪念在前集中营受尽折磨的囚犯修建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纪念碑”（MemorialoftheFederalRepublicofGermany）。它是由著名雕塑家弗里茨·柯尼希（FritzKoenig，生于年）创作的。原型雕塑被放在德国巴伐利亚兰茨胡特（Landshut）的雕塑博物馆里展出，原作被存放在毛特豪森的纪念遗址。这座雕塑既表达了对集中营个人不幸遭遇的艺术立场，又突出强调了纪念碑在与全世界极权主义政权及国家的对抗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艺术品本身既有墓志铭（一块墓碑），又有雕刻精美的大理石棺（一个作为棺材替代品的持久有效的物证）。毛特豪森纪念馆的每一座纪念碑都会给参观者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全体国民在民族社会党时期事件发生后的感受，以及这一感受又是如何被一个艺术家形象化地表现出来的。

大屠杀纪念碑：

为犹太死难者建立的中央纪念馆

至年间，在位于勃兰登堡门和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之间的历史地段建立纪念遗址的计划最终获得了批准。大屠杀纪念碑，或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在至年间动工兴建，并于年5月10日开幕，以纪念二战结束六十周年。它是按照美国设计师彼得·艾森曼的原始计划修建的。除了由根石柱（或巨石）组成的公园之外，纪念碑这个“安静的陵墓建筑”还被设计用来牢记欧洲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和灭绝，以及德国纳粹政权对犹太民族犯下的累累罪行。纪念碑边上还种了41棵树。

我们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犹太人受害者的资料：例如，在纳粹野蛮暴行下的四百万犹太人受害者的姓名最初被收集在德国和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纪念册”里。从对受害者如此详细的描述里，记忆可以而且也应该具有个人化和个性化，而不是过于大众化的特点。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文献中心用“衣冠冢”（空墓）来追溯大墓园所纪念的那些受害者的个人历史和背景。这些提供了有关个人命运、家族历史和在纳粹恐怖主义下遭受迫害的详细资料的个人历史，让参观者看后深受感动，因为它们使身份得到了确认。它们激起了对纳粹大屠杀的恐怖行径和有计划的人类灭绝的个人反应。在一间特殊的纪念室里，受害者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出生和死亡日期被投影在墙上。这些个性化的方法可以和那些自年开始在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使用的方法相媲美。

在纪念室里，不同品种的树木可被看作是各种各样的“见证”。它们在一方面象征着“生命之树”、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的进化。它们所体现的是一个连接天地的象征意义。而另一方面，树木又与精神层面和死亡有所关联，因为它们在某些古代文化中就已经蕴涵了这样的意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死去的人会被埋在空心树下。根据C.G.荣格的说法，树木是宗教历史中最为人所知的象征，在一些文化中常常被认为是神圣的；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它却代表着永不枯朽的“果实”。

美国的例证

在年对外开放的两个美国纪念博物馆对德国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视角。这两个博物馆是此前提及的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和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及其宽容博物馆。两个博物馆都在进行尝试，试图通过使用当代方法，把德国历史的重要时期转换为美国人的想象与记忆。这种把纳粹大屠杀的历史现实放在美国语境下进行理解的美国式方法，从四大主题及类别出发对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调查研究：集中营里的日常生活、迫害、放逐和处决。这些主题大体上描述出最终导致种族灭绝的政治事件。互动概念是为一个缺少德国历史和国家社会主义背景的听众所设立的。根据迈克尔·贝伦鲍姆的说法，其目的是为了教育参观者，而不是向参观者灌输思想：

大屠杀的历史对情感上造成的冲击会促使思想开放的博物馆参观者进行反思，如果他们发现自己也处在一个华沙犹太人聚居区或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位置上，或者正好相反，处在一个被命令杀死无辜的妇女和儿童的德国士兵的位置上，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要是他们处在一个旁观目击者的位置上，那么又该有何表现呢？

正如博物馆学的观点所证实的那样，最有说服力的博物馆的概念和设计能把建筑和藏品之间的相关性呈现出来。“建筑语言”这一理念是由著名建筑师詹姆斯·弗里德（JamesFreed，–）构想出来的。后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对他的概念进行了描述：

弗里德先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回想起他甚至可能看到过火烧犹太教堂。[...]为了准备这项任务，弗里德先生便潜心钻研大屠杀，瞭望塔和集中营火化室的遗址与图像里。[...]虽然弗里德先生说他不想仅作为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筑师被人们铭记，但是他承认这是他事业上最大的契机，也是他一生中最感人的经历。它让他又重新找回了他的家族在逃离纳粹德国后被截断的犹太根源。

结论

牢记文化历史的任务可以通过纪念遗址、博物馆、道路和障碍物（绊脚石）来完成。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纪念会引发面向大众的集会活动，甚至是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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