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波视角谈腐败（精简版）

——摘编自流波《腐败问题若干认识探微》等文

一、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自私有化以来至今，腐败如同肌体的细菌无处不在、如胶似漆、如影随形……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表现不同程度不同罢了。比如列举中国古代十大贪官，一种说话是：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东汉“跋扈将军”梁冀、东汉酷吏王温舒、西晋“富可敌国”的石崇、南宋奸（右丞）相陈自强、北宋奸（宰）相蔡京、唐朝巨贪元载、明代“贵极人臣”的严嵩、清朝“富甲天下”的和珅；还有一种说话是：东汉梁冀、北魏尔朱荣、唐朝李义府、南宋贾似道、元朝阿合马、明朝的刘瑾和严嵩、清朝的和坤和李鸿章，当然，要排还能排出许多来。

总之，人类社会，就是一部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历史，腐败现象、贪官污吏不计其数；只是中华的历史绵长不绝，国外西方的历史相对短暂、断史、少载，然腐败现象、贪官污吏，一丘之貉，别无它样。而之所以腐败问题成为今天的热门话题，是因为这几十年来，相比毛泽东时代的清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贪官污吏成倍增长，从党和国家的前途计，腐败问题的确成为当前不容回避的尖锐的社会大问题。

二、社会主义制度最大限度束缚了社会腐败的扩展蔓延

毛泽东时代就没有腐败吗？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任何社会，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必然有自私、有利已、有腐败；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所有制、公有制等社会主义制度让社会的经济基础处于相对合理的平等状态，从而从根本上最大限度上束缚了腐败问题在可能环境下的扩展蔓延，使毛泽东时代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廉洁清明的社会之一而当之无愧、引以自豪。

还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就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体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四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位老红军，劳苦功高，身上伤疤就多达80处，为给其治病，组织在供给上给予其特殊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居功自傲，贪污大洋多元，毛主席执法如山，严令枪决。在西柏坡快要进城时，毛主席告诫全党决不做李自成，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可能有着有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建国初期下大决心处决刘青山、张字善时，不少人来说情，毛主席晓之以理，在不同场合说：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

“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

“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

“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主席的话，句句掷地有声，令人振聋发聩！但到了毛泽东时代的晚期，走后门风气流行，这应当说是毛泽东时代最普遍的“腐败现象”，想制止也难。所以当江青他们提出在“批林批孔”基础上再加上“批反后门”时，毛主席鉴于当时实际，制止了江青他们的“过激”行为，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反腐败的复杂艰巨。

三、西方国家本质上是腐败国家

今天许多人一谈起腐败，就大谈特谈西方、美国如何法制、公正，好象腐败倒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真是是非颠倒、曲直不分。无论美国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怎样地标榜其社会制度如何“民主”、“自由”、“法制”，但从本质上看，腐败正是罪恶的市场运作的自然常态、资本运营的内在所涵。年在基多召开的厄瓜多尔主教大会上发表了《腐败与基督意识》，文章说：“腐败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但在今天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破坏、堕落、伤害、道德败坏、歪曲事实、贿赂、包庇这些腐败行为似乎还不够能全面形容这个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的毒瘤。腐败已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现象。”

其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目的就是摄取最高利润，为此资本家必然巧取豪夺，资本集团必然罪恶累累，资本政府必然滥用职权。今天的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肆无忌惮、明目张胆、“理直气壮”，道德精神尤其是诚实和公正的品质已惨遭败坏，使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贪婪的怪物，发横财是它唯一的目标，通过操纵的所谓法则，从事着肮脏的交易，使财富在不断的向一小撮集结，对广大者和人类犯下的是屡屡罪行。所有这一切甚至于战争，却都在祭起“民主”、“自由”、“法制”的幌子下堂而皇之的进行，突显今天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动猖獗。

四、腐败问题说到底是个财物聚集私化问题

腐败问题是个社会问题，不同程度的腐败在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特别是在财物聚集走向私化下，腐败往往成为燎原之势。也就是说，只要社会经济基础不平等，是一小部分人占有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还标榜什么“人权”、“民主”，这就必然是欺骗和虚伪，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民主”、“法制”，而在这样的私有化社会环境下谈反腐败必定是枉然。而至于资本主义两党互揭“腐败”，那只是政党之间为夺取执政地位互斗的政治需要罢了，与民主、法制何干。

事实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不是说毛主席时代就没有腐败，只要共产主义没有彻底的实现，任何社会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腐败现象；但毛主席时代由于实行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了不可能出现私有制度下形成的一小部分人占有国家极大部分财富的可能，加之毛主席在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健全下坚决打击了刘青山、张字善腐败案，后来又不断进行思想、意识形态的思想教育运动，但后来“开后门”等腐败现象还是难以避免。

说今天一些有权有势者贪污腐化、堕落变质，确是事实。但我在此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提出的是，政策也好、法制也罢，总之极少部分极大地占有社会的广大财富的现实，造成社会极大的贫富不均，也可能是“诱发”、“迫使”有了腐败条件者走向贪腐的重要原因。

我们假设就是执政党三令五申告诫党员、执政者坚持廉政，但如果一个普通工薪阶层者努力的工作，月薪还没有一个小老板一天或几天的收入，更不要说大老板了，这种心里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但问题是这样的社会机能又是执政者制订的相关政策、法制实施培植起来的，这样一来，掌握执政大权实权者在想，我就是屈于压力不搞腐败，但借“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政策下的各种措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富起来的难道就不可以是我的或老婆孩子或亲戚朋友吗？事实正是这样的，他们的人动辄不是大大小小的董事长就是大大小小的总经理，不是揽工程就是搞项目......总之，许多人就是在这样的……下奇迹般地富起来了，富得连自己都以为是在做梦哩。

但普通公职人员呢，想腐败也没条件，更别说其它社会弱势群体了，今天的现实是不是就是这样呢？一小部分人占有了国家极大的资源、财富，基尼系数接近0.5，远超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社会层面上来反腐，就可能很大程度上成为走过场，甚至还会出现人们说的越反越腐的现象。从反向的角度说，只要有了这样那样的能腐败的条件、环境，人人都可能想要那样去贪腐的，至于出不出事，那就是运气了；所以只要一些财富“运作”到手了，就赶紧想办法向国外转移，这就是今天贪官裸吏、富人不断向海外转移资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向国外转移资财是腐败加汉奸行为

向国外转移资财是腐败加汉奸行为，但今天的“官富”们却干了几十年这样的事——直到今天还在热衷。

“中国富人为什么要往国外跑。痛恨日本近代以来对其祖宗之国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一回事，但就日本绝大部分人对其国家的忠诚来说是值得尊敬的；就是出国的人，搞经济的搞经济情报、搞文化的搞文化情报、能搞军事情报的搞军事情报，总之各方面都在为他们那个日本国效力。而反观中国的富人，只要有了基本能出去的资本，就开始了不安分的出国定居的努力。中国富人为什么是这样呢？一是总体社会环境，几十年来，有些权和钱的基本就是一群完全没有中华文明文化自豪感的投机自私者，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送子女出国或所谓升造或主要目的就是绿卡或入外籍，官僚如此，暴发户更是如此；二是这些贪官污吏之所以将通往美国西方的各种通道设计得畅通无阻，原因有二，转移不合法资产，对共产党体制下变数的防范，而暴发富人也同样忧虑借道西遁；三、这样做对富人来说是有两大基本好处：有的摇身一变成为华商又回来堂而皇之敛财，国内一旦真有变数可去它国静观再做选择。

　　总之，一些国内外因素造成了中国富人大多是没有中华文明文化、没有中华民族自豪感、没有了基本报效祖国职责的无良人群。”（摘自《流波谈剔除崇洋媚外崩裂意识复中华》）

六、结束语。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共产党最讲认真。只要认了真，动了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改变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极不平衡的经济状态，从根本上扭转诸如分配不公、财富去向相关的政策、法制、措施等，腐败是能被限制在“低等”阶段的，毛主席时代、今天的古巴和朝鲜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先例和时证。

-6-13初稿

几十年贪腐之寒冻土厚达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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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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